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
那么，我们如何去贯彻落实党中央文化自觉的战略思想呢？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一个重要的思想贡献。其核心有两点：一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二是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已经过去的20世纪这100年，是中国“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100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件。最主要的有三件：一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三是实行了改革开放。在这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当时的学者和思想家是有偏颇之处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口号如“将线装书和方块字统统扔进茅坑”就过分激进，因为人不可能割断传统。后来的“文革”更是达到了反传统文化的顶峰，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泥沙俱下。西方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其他一些腐朽没落思想对我们青年一代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文化上“崇洋媚外”的心理，以为外国的都是时尚的、值得追崇的，传统的都是落后的、应当抛弃的。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之下，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包括大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太少，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断裂。如何去弥补这个裂痕，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怎样去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呢？原则上当然是批判地继承。然而，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首要的是学习和继承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批判。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长处，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去爱国、爱家乡？怎么去热爱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费孝通认为，在文化上应该互相学习、借鉴、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放眼世界，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群体之间，既要充分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又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才会有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从明代西方传教士向我们输入西方文化，直到清末民初清廷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这个过程叫“西学东渐”。五四时期提出“全盘西化”，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促使人们反思自己，也促使人们放眼看世界。西方文明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点，是东西文化大融合的地方。我们去参观索菲亚大教堂，这是公元360年建成的君士坦丁堡时代的天主教教堂。后来拜占庭王朝覆灭，奥斯曼帝国兴起，教堂被改造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现在成了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留下的痕迹。
还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的，但它们都是人类共享的文明，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而它们历经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引导下，高举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旗帜，不仅人得到充分的解放，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两汉时期我们接受了印度的佛教，盛唐时代接受了西域的乐舞，明代以来出现了西学东渐，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翻译他们的著作，这些都曾经极大地丰富和壮大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今在一个来往更频繁、交流更广泛、互通更深入的大好环境下，我们更没有理由封闭保守，相反，要去吸收和借鉴，还要学会怎样去吸收和借鉴。
如何进行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或者文化创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物质产品，可以批量生产，无限重复；精神产品，如果重复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与创新之间几乎可以画等号，没有创新，文化就不可能发展和进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文化创新的能力不强，或者创造力低下，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即使是学习借鉴西方的东西，也要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注重自主创新。如果不注重自主创新，只是单纯的引进或者合作生产，那就只能是人们所说的成为“世界工厂”。譬如，现在马路上跑的汽车有很多名牌，但都是外国的品牌，当然很多是在中国合作生产的。前几年去江苏苏州得知，昆山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占到全世界的１/４，非常了不起，然而这些笔记本电脑都是外国的牌子，核心技术是人家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生产的耐克鞋，也是由西方人出设计理念，我们进行材料加工，所得收益不及他们的零头。长此以往是绝对不行的。
马大猷院士曾指出，全世界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4000名科学家，中国只占到13人，其中香港11人，内地只有2人。钱学森临终时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这是很尖锐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以及他们所发挥的创造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力也同样不容忽视。北京有一座现代文学馆，馆内主要陈列现代文学史上的七位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除了鲁迅，其他六位都活到了解放后。据研究，这些大家解放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够超越自己解放前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陈毅副总理有个讲话（即1962年的广州讲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以及长官意志对艺术创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批评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喜欢对艺术家发号施令，让他们按照领导的意图进行创作。尤其是“极左”的时候，对作家、艺术家动辄进行批斗，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没有心灵的自由发挥，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呢！
“文革”结束后，小平同志针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对文艺工作的破坏，强调尊重作家和艺术家，尊重艺术规律，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环境”。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文代会上与文艺家谈心，要求“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只有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全民的创造精神才能自由迸发，国家的创新能力才能不断提高。这同样也是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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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