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在职能上有什么差别？”当被问及今年提交了哪方面的提案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主委陈贵云“反客为主”，先采访起了本报记者。看记者面露囧色，陈贵云委员笑了。他说：“探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职能定位，就是我今年要提交的一篇提案的内容。我觉得居委会现在需要‘去行政化’，恢复自治功能。”

　　“万能政府”和“小巷总理”

　　居委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陈贵云透露，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一直沿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模式，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现在的问题是‘街道办事处’与‘社区’角色严重错位。街道办事处本是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但现在有事就布置给居委会，‘衙门化’严重。居委会根据居民基层自治法本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却已经成为街道办事处下的行政性办事机构，行政性事物繁重，自治功能严重弱化。”

　　陈贵云进行过多次调查走访，发现社区存在“五多”：一是牌子多，有的社区悬挂的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对应的标牌有40块之多，一些社区每年承担的行政性事务达200多项。二是考核多，社区每年要面对党委、政府、纪委等部门组织的社区党建、综合治理、社区教育、社区廉政建设等20余项考核。三是报表多，几乎每项工作都需要建立单独台账，有的社区2013年报表数量超过1500份，平均每个工作日都要填报6份。四是检查多，每年要面对社会综合治理、民生档案、社区卫生等20余项检查，个别社区全年迎检任务达到110次，几乎每两个工作日一次。五是活动多，各种会议和活动都要求参加，并举办相应的活动，使社区疲于应付。

　　“在如此窘境下，社区俨然成了集党委、居委会、工作站、妇联、工会、团支部等诸多职能于一身的‘万能政府’，社区工作人员则成了日理万机的‘小巷总理’。”陈贵云边说边摇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简政放权”需要从“减负”做起

　　过重的行政性事务负担，必然影响到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如今，社区服务多数以“对上”的行政性服务为主，群众急需的幼托、保健、娱乐、养老和公共文化等社会性、公益性、福利性的“对下”服务内容提供不足；上级部门还经常抽调占用工作人员，有的社区4至5人被长期抽调，剩下的社区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一肩担数职，需要负责多个方面的工作。“因此，超过60%的居民对社区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水平表示‘不满意’或‘极不满意’，有的甚至认为社区是管理居民的一级‘衙门’。”陈贵云说。

　　在陈贵云看来，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还在于行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任务层层下达，限时完成，严加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政府及其部门将原本自身该做的事情分摊给社区，难怪有人说‘这不是放权，而是滥用权力！’”为此，陈贵云认为，要真正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简政放权”落到实处，就必须从给基层“减负”做起，从“依法”做起。

　　“政府配餐”转向“群众点菜”

　　社区管理应回归自治本位

　　“首先应该明确权责，实现角色归位，让居委会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菜’。”陈贵云说，应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把行政任务下沉社区的行为，制定工作任务进社区的准入制度，大规模精简考核项目、会议文件、报表材料，减少临时性会议和突击性检查；对不属于社区但社区完成起来有优势、需要社区协助的行政事务，根据“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解决，明确社区协助的范围和权限；研究建立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通过服务外包、项目管理等方式委托社区承担。

　　“同时，还应推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市—区—社区’三级管理中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目前，一些地区正在进行取消街道办事处的试点工作，在改革中，要避免居委会成为新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应实行“居政分离”，回归自治。

　　陈贵云呼吁提升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应适时调整社区设置和布点，增加社区便民设施，加强社区服务队伍，设立数字化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社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增强社区托幼、助残、保健、养老和公共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支持能力。”

（本文原载2014年3月7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