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渐欲迷人眼：价值多样化重压下的危机与出路
——一个民进会员关于价值问题的探寻
一、危机：转型时期，“乱象”种种
（一）功利主义：一个“追功逐利，急功近利”的时代
中国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鄙弃“功利”追逐的。在先秦诸子时代，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整个传统义利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告诉我们，对于利的追逐不能放纵，要有理性的制约。
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转型时期，我国民众对于物质的追求，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财富成为人们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盛行。房子买一套当然是不够的，还要买两套、三套、四套、五套，甚至几十套上百套。买房不再为了满足居住的要求，而成为获利的“投资手段”，从而导致房价越涨越高、居高不下的局面。教师热衷于补课，租用房子用于“带生”；医生收受“红包”，接受“礼物”，都源于把“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追求。对权力的追逐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时有揭露。一个名额的公务员招考，报名者达上千人，显示了其背后怎样的价值取向？
民众与政府对抗的群体事件频现，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作祟。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从中获取极高利润，完成“土地GDP”提升指标，获取政绩，有的甚至不顾民众呼声，置法律于脑后，实施强拆，闹出人命，以生命为代价。而部分民众，在本来属于极为正常的事故中，为了获取利益，采用抬尸、摆灵堂、殴打教师和医生，组织人员冲击政府等方式，“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对抗得以解除、事件获得平息的前提是在获得满足的利益之后。
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央明确要求“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推进”，到了地方却是“大力推进”，“加快推进”，动辄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工业集聚区、“大学城”等大手笔开发模式，寅吃卯粮、超前投资、上届卖下届土地的做法，政府与房产结为“利益共同体”的现实，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规划过渡、照搬模式、空城频频，庞大的地方债务，GDP政绩，都让地方政府急于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盛行，是因为改革开放，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人们对功利价值的追求变得具有“合理性”。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维护自身利益，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功利追求的合理性似乎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虚伪，“利益追求”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和最终目标。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因为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利益”，我们整个社会对物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我们不得不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更多的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遵从的是“义”，追求的是非功利性的价值；西方文化对功利性价值的追求是如此合理，如此坦然，如此真实，不仅令人们瞠目。现实生活中，“义”和“利”，成了天平秤上的两个砝码，孰轻孰重？我们的价值追求，何去何从？
（二）个人主义：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的重视是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念，从周朝形成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体系以来，一直贯穿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充分肯定“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否定背弃“家”的观念和行为，要求人们为“家”做奉献，从“家”中寻找个人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都会表现出重视家庭、注重亲情的价值倾向，这种价值观一直延续到今天。
以“家”为视界的价值观念并非仅仅作用在家庭范围内，还被进一步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族”和“国”之中。“族”和“国”被看作是放大了的“家”。“家国一体，由家及国”就是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制度设计。由此衍生的“群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所在，具体可有“国家本位”、 “家族本位”、“集体本位”、“民族本位”、“阶级本位”、“组织本位”等不同内容。一个人为了父母、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是被推崇的；一个人为了保持民族气节，做出不让国家受辱的事情，在中国也是被人推崇的。
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追随而入。个体渐渐觉醒，逐渐从群体中解放出来，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独立人格的主体。个体“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一切由我个人负责”。在个人与群体的价值关系中，个人成为出发点、归宿点、核心和目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团体）的使命是保护个人的利益。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批判的这个价值观念，也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入而重新站立起来。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价值选择上，选择“利己主义”是多么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的事。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是那么的天经地义。我们往往悲叹于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自我中心”，如此“自私自利”，不顾家庭里父母的感受，不顾学校里同学的感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少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其实，独生子女只是外在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内部，在于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建立起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在考虑两件事：一是怎样获得更多的利益，二是怎样在竞争中获胜。我们很多人的压力，除了来自获得更多利益的压力之外，还在于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那份强大的“竞争”的压力。21世纪学校教育为什么强调“能力”？因为能力有助于我们在“竞争”中取胜。这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个版本，一个现代翻版。“竞争关系”取代了“和谐关系”，人们忙于竞争，乐于竞争，人情不见了，亲情淡漠了，“家”找不到了。个人主义跟生活最切近的是让家庭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崇尚个人主义的人结婚后夫妻双方都把对方当成独立的、自由的个人，履行着带有经济性质的“契约关系”，双方随时都可以更换，离婚率大大提高。
“群体”与“个人”，“利他”与“利己”，“和谐”与“竞争”，我们的价值追求，又何去何从呢？
（三）无耻主义：一个“不知羞耻，无所敬畏”的时代
自人类学会用树叶来遮盖耻部开始，耻感就已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并作为人类区别于野兽的特质，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发展出更高级的文化。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的根本。《礼记·哀公问》说：“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孟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录·卷十三》）。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有其信仰的维度。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认为人的羞耻感源于人的内省，源于对天道的信仰。孟子所说的君子三大乐事，其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尽心》）。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
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青天，所以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已的冤屈。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我们的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置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生成自豪感和羞耻感。否则，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
然而，转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让人感觉到，中国正进入一个 “无耻时代”。
“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2008年9月8日和11日三鹿奶粉被曝光和投诉后，三鹿集团的首先回应是：“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三鹿集团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随后中国卫生部发布消息，高度怀疑三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鹿集团被迫发布产品召回回应。12日，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说三聚氰胺一般是来源于数奶粉的包装材料，而非奶粉本身。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即组织开展调查，幷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随后三鹿集团发布消息，称此事件是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幷宣称通过对产品大量深入检测排查，在8月1日就得出结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不法奶农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随后，中国卫生部表示，受污染奶粉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事实初步认定。10分钟后，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局从未接受过三鹿集团的委托检验。9月14日，河北省对外通报，三鹿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目前被刑事拘留的十九位犯罪嫌疑人中有十八人是牧场、奶牛养殖小区、挤奶厅的经营者。9月15日，三鹿集团因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导致的患儿及家属道歉。16日，国家质检总局今天发布消息，三鹿、伊利、蒙牛、雅士利等22家奶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其中三鹿奶粉含量最高……在“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有关人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国奶业协会王姓常务理事，以及当地政府的态度，以及抵死不认、掩饰推诿、信誓旦旦、见招拆招、矢口否认、偏面袒护等行为，都非常耐人寻味，用耻感文化的价值来判断，颇有些“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味道。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地沟油”、“死猪肉”、“瘦肉精”、“染色馒头”、“塑化剂”、“毒胶囊”、“速成鸡”、“硫磺熏制药材”以及“大连人体宴女体盛”、“艳照门”、“公务员性爱日记”等等，网络上的奇奇怪怪的各类炒作，都已经丧失了耻感和罪感的价值判断。
“享乐主义”也是耻感文化丧失、信仰被遗弃的表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充裕，一些人在得到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之后，放松对自己的约束，一味追求更豪华、更高档的享受，金表华服，珍馐佳酿，豪宅别墅，名车美人。这以官场上为常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甚至公款赌博，讲阔气，讲排场，接待上级的宴席不够高档，是“不给面子”；开会时不在五星级酒店，是“没有重视”；领导出行若不是警车开道，则“不够隆重”。享乐主义把追求和满足个人的生活享受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全部意义。
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传统的对天、神的敬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解构乃至遗忘。互为竞争、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大凡腐败而被揭露，他人的本能反应是：这是政治斗争之结果。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由此日益衰弱。
“人在做，天在看。”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当人们昧着良心做事被揭露、违法做事被抓获，个人并没有耻辱感和负罪感，反而解释是“运气不好”，或“不够隐蔽”。耻辱感没有了，罪恶感没有了，没有害怕，不知羞耻，无所畏惧，无法无天。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的终极价值方向在哪里？我们何去何从？
二、探寻：价值多样化与价值危机
（一）转型时期，价值多样化是必然的
在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中，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外围价值观念高度统一，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歧和冲突，主导价值观念的地位非常稳固，价值体系对价值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对价值的追求具有号召力，价值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人们用相同的标准发现共同的价值，在相同的方向上追求一致的目标，价值世界呈现秩序井然的和谐景象。
当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比如战争的侵袭，技术的变革（我国的价值多样化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价值一元化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很难继续保持一元化状态。价值一元化的基础被瓦解，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多样化现象出现。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价值多样化时期，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两次价值多样化的典型时期，其中一次就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在那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如道家提出效法自然的价值观，儒家突出明仁、取义、重礼的价值观，墨家提出事功的价值观，法家提出法治的价值观。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对社会价值的评价就会不同，比如从道家的观念来看道德和功利，就完全没有价值，从儒家的观念来看提高道德修养最为重要，从墨家的观念来看物质生产最重要（题外话：如果墨家代替儒家成为主流，说不定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早已超出西方国家），而从法家的观念来看制定并执行法律最重要（法家使秦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强大起来，有它的功劳）。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对立和冲突，致使当时社会陷入价值多样化的混乱中。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封建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念，由此结束了价值多样化的历史时期，社会又进入到价值一元化时代。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最具特色的社会生活样式，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的型式，工业社会有工业社会的型式，信息社会有信息社会的型式，当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即进入变化、多元、冲突的社会转型时期。此时，旧的生活样式继续存在，新的生活样式开始形成，旧的事物受到否定，新的事物得到追捧，新旧力量交织在一起。价值观念也不能以原样继续维持下去，不得不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旧的价值观念维护旧的社会生活，新的价值观念倡导新的生活，对同一个事物的价值作出不同的解释。新旧价值观出现在同一领域，对同一个事物的价值做出不同的解释，新旧价值观念都可以在对应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于是形成多种价值观同台竞争的局面。
文化交流也将引起价值多样化。在文化交流中，属于不同价值体系的价值观念碰撞在一起，对社会价值作出不同的解释，让人们看到以往所不曾看到的新价值。互补性的文化交流可以丰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内容，比如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东南亚文化，其传统价值体系是整体主义，其价值解释更加强调社会、家庭、团体的重要性，而把个体价值至于群体价值之下；其价值方向主要是维护群体的稳定和发展，把对群体利益的追逐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佛教传入中国就属于互补性文化交流。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薄弱，佛教的传入恰好弥补了信仰方面的价值。而竞争性的文化交流会引起价值多样化，比如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是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讲大局，全国一盘棋，同舟共济，和睦相处，维护整体的统一、稳定、和谐是广大中国人所追求的人际关系目标。信奉“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群体取向使中国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至关重要。扶危济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民族精神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抗击特大自然灾害，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台湾风灾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崇尚个人至高无上，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力的、功利的东西，且崇尚竞争，刚愎自用。个人主义使人们的追求多元化；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口号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巨大精神力量；个人主义也使人们赢得了充分享受生活的机会。又如人生观上的入世观念和出世观念。入世观念要求人们到现实生活中创造和追求价值，其价值方向直指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世俗价值；出世观念要求人们逃避现实远离尘世，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或超凡脱俗的境界中追求价值，其价值方向指向现实之外的理想价值。
（二）价值观念的对立与冲突
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立，首先表现在价值标准的差异上。价值标准左右着价值评价，进而制约着价值选择。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价值标准出现了偏移，那么价值评价也将偏移。在价值多样化时期，各种价值观念跟商战的广告一样，纷纷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台，在舞台上亮相，其中，既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有现代的价值观念；既有本土的价值观念，又有外来的价值观念，整个社会的观念领域成了各种价值观念的陈列室。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就是多样化的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时代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有明显的群体主义价值取向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特征。但在同是群体主义取向的东方文化中，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也有不同，传统的中国文化从“家”群体出发，所以特别重视“孝”；传统的日本文化从“国”群体出发，所以特别重视“忠”。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中国封闭时代的“先知模式”（即年龄大的人远比小孩见识广，知道多）使得等级观念成为必然，父母教育子女要听话是很正常的；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后知模式”（即子女在互联网上获得的知识要远远超过父母），使得等级壁垒打破，子女提出与父母平等的要求也是正常的。
多样的价值标准将引起人们的价值混乱。对同一个事物会有多种评价，从这个标准可以作这样的评价，从那个标准可以作那样的评价，似乎每个价值标准都有道理，都是对的，又似乎都是错的，评价的混乱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于是对任何事物和行为都持怀疑的态度。当主导价值标准失落时候，价值上甚至会出现是非颠倒、曲直错位的情况；甚至引起社会整体的越轨。正统的价值标准被践踏，社会权威价值被轻视，一些曾被排斥的价值反而成了站在最前列的时尚，以往歌颂的价值无人喝彩甚至喝倒彩。最严重的时候，多样的价值标准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立，也表现在价值方向的分歧上。当社会沿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此时社会需要新的目标和动力，只有通过调整方向才能继续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动物是臣服于大自然的，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努力，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成了世界的主宰。“战胜自然”引导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方向，科技的发展又引领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得人类在自然界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可是，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上并非是没有止境的，达到一定阶段后，任意开发与再造自然势必带来校级的后果，如环境污染，如生态破坏，“战胜自然”的价值观念遇到了合理性的问题。于是，人们又转变方向，用“和谐发展”的观念取代“战胜自然”的观念，用新的价值方向修正旧的价值方向，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立，还表现在对价值解释权的争夺上。价值的可解释性给每种价值观念都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和平台，只要对价值的解释得到人们的支持，获得人们的接受，价值观念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对价值的解释符合社会生活的要求，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念就可以成为社会主导价值。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对某些重大的价值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引发价值解释上的冲突。比如，“正义”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美好价值，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在不同社会中，对“正义”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由此形成不同的“正义观”。同样是“正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对它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把这些正义观放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价值的多样化。每一种“正义观”都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价值多样化时，什么是正义，谁的正义，都是问题。当前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求维护“正义”，然而关于正义却有不同的诉求，西方社会的正义要求和东方社会的正义要求不同，发达国家的正义要求和落后国家的正义要求不同，由此造成了不少国家间的争端。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就反映了对“正义”理解的差异；在“反恐”上的分歧，也表现了正义解释的不同立场。
（三）价值危机意味着契机
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时，农民可以根据太阳来确定早出晚归的时间；当天上出现九个太阳并且前后高低不一时，农民就无法判断白天和黑夜了，看来后羿射下八个太阳只剩下一个是有相当道理的。当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依路标寻找方向时，当路标仅指向某一个方向，此人可以找到确定的道路，到达指定的目标；当路标出现东、南、西、北多个方向时候，路人反而迷了路。当一个人只戴一块手表时，哪怕这块手表的时间不够精确，他也可以确定此时的大致时间；当一个人戴了五块不同时间的手表时，他的时间反而发生错乱。
当代人为什么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现象表现了困惑？为什么一方面追逐着物质一方面又对追逐功利的风气表现了不解？为什么沉迷游戏，沉溺酒色，空虚无聊，享受腐化，迷乱无耻，找不到信仰，追寻不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只因为，价值多样化导致价值错乱，价值错乱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当社会出现价值多样化时，人们找不到稳定的价值和主流的价值，看不到统一的方向，无法做出确定的评价，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陷入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境地。价值多样化带来社会价值的危机，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产生很多消极的后果。如崇高价值的缺失，功利主义的泛滥。
“追逐功利”就是其中一例。当社会价值体系处于混乱状态时，人们找不到可靠的价值标准和稳定的价值解释，因而看不到明确的价值方向。除了满足需要的功利价值之外，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除了追求个人利益之外，不清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价值的真空使得人们把注意力指向对功利追逐，借助于功利价值填补失去非功利价值的虚空，导致功利价值观泛滥，甚至出现高扬功利价值而放逐非功利价值的倾向。
“道德滑坡”也是一例。热衷于追求功利价值，而使传统道德价值受到冷落，失去往日主宰价值生活的地位。当社会中出现新的道德观念时，旧的道德观念就会认为新的道德观念是“堕落”，新的道德观念会认为旧的道德观念是“落后”。于是出现了纷争，有人认为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变坏了，道德深度滑坡；也有人认为社会道德变得比以前更合理了。
崇高价值的“祛魅”也是价值多样化的结果。崇高的价值通常具有理想性，需要崇高的价值观念来支撑，崇高的价值观念要超越个人的功利观念才能形成，往往与功利观念处于对立的立场。价值多样化强化了功利观念，而使崇高价值失去了魅力，价值取向更明显地指向了个人需要的满足。崇高价值被“祛魅”的结果是功利价值成为最受欢迎的价值。
当社会失去主导价值观念时，都会形成“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是终极价值的危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个人都需要对一些终极价值作出解释，就个人而言就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就社会而言就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作为终极价值的信仰和信念也难逃厄运，失去合理性与神圣性。信仰设定一个最高的存在者，或最高原则，最高法则，比如宗教的最高神、中国的天道，只有对终极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保持稳定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行动才会充满信心。当人们找不到终极价值，看不到比满足欲望更高的目标时，对功利的追求就会掩盖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只有把生活与终极价值发生关系时，人才能理解生活的最高意义。否则，人的精神就会空虚，灵魂无处安置。
前述“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无耻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的泛滥，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引起的价值多样化。价值多样化是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理性的态度积极面对这场价值多样化，既看到价值多样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也看到价值多样化蕴涵的机遇与契机。应该看到，从旧的价值体系向新的价值体系的转换是社会价值体系自我发展的必然过程，当旧的价值体系不适应于社会生活时，其必然被分裂，分割，摇摇欲坠，但是经过自我发展后，价值体系将会在危机中积攒更多的能量，拥有更多的社会合理性，以更稳健的姿势重建站立，更加完善和强大和宽容。
三、出路：基于建构的价值认同
（一）个体认同共同价值，基于一种建构
所谓价值认同，就是接受某种价值观念并按照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去发现相同的价值。价值认同的关键在于接受共同的的价值观念，只要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就会看到相同的价值。当一个人的生活中形成与社会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时，我们说这个人认同了社会的共同价值；当一个人抛弃已有的价值观念，去接受别的文化的价值观念时，我们说这个人认同了另一个文化的价值。
但是，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容器，社会的共同价值并不能直接进入个人的价值观念内，而需要个体的价值认同，才能转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念。人作为认同主体，他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认同主体在认同价值时受到主体自身状况的制约，有些价值观念与人的需要和欲望相冲突，这样的价值观念不会轻易被认同；有些价值观念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这样的价值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认同。当要认同的价值观念与个人已有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时，认同不会遇到阻力，主体便将认同的价值融入原有的体系中；当要认同的价值观念与个人已有的价值观念对立和冲突时，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认同被拒绝，主体坚持已有的价值观念；第二种是主体否定已有的价值观念，接纳全新的价值观念。
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学科的学习和理解都不像在白纸上画画，学习总要涉及到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学习者总是以其自身的经验，包括正规学习前的非正规学习和科学概念学习前的日常概念，来理解和建构新的知识和信息。即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的内在尺度除了规定活动的目的之外，还是衡量活动及其结果是否有价值的尺度，只有符合内在尺度才被认为有价值，不符合内在尺度则不认为有价值。外在尺度是实现价值的条件，人是以内在尺度发现价值的。价值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相关联，没有人就没有价值，价值不能在人之外独立存在。意义都是向人呈现的，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可言。
人从一出生后，通过学习语言、规范行为的方式，开始接受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这通常是在家庭中进行的。虽然基本价值观念很简单，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很重要。它是人们相互沟通、彼此理解的桥梁，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观念力量。基本价值观念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与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及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基本价值观念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即使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也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合理性。这是个体社会化的必经过程。
当个体接受了基本的价值观念之后，他就不是一张白纸，不会任由他人在他的纸上乱涂乱画；他就不是一只水桶，不会任由他人在他的水桶里强制倒水。基本价值观念就好像一副有色眼镜，他要通过这副有色眼镜来判断外在的价值观念；基本价值观念就好像一张过滤网，他要过滤掉他不能接受的外在价值观念。
（二）民族认同外在价值，基于一种同化
那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价值认同是如何实现的呢？笔者以为其原理是一样的，一个民族要接受另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首先要用民族本土的“有色眼镜”进行价值判断，然后用“过滤器”进行过滤，在保留原有民族价值的基础上，接受同一性和互补性的价值。由于价值是社会群体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完善性，它不会轻易否定自己，全盘接受外在价值观念。例如日本民族，日本从汉代开始积极地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引进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中国对日本的传播可谓是成功的，可是并非所有的价值观念都传播到日本社会中。“日本社会只接受儒教思想佛教思想中哪些有助于强化其本身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特色。”池田大作提出日本传统文化有三种主要形态，即从中国吸收的儒教和佛教，以及本民族的传统民俗神信仰。“三种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大致的自然分工：儒教是负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际关系的伦理；祈祷农业的丰收和其他行业的顺利发展由民俗神信仰承担；佛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求死后的幸福以及为死者祈祷。”这三种文化形态在价值方向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都在各自相对独立的解释域中发挥作用，所以被日本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特别在唐代和宋代达到鼎盛时期。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传播进来，作为文化的核心的价值也随之传播进来。在传播出去的文化中，最有成效的是儒家文化；在传播进来的文化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文化。这些文化在异域生根、发芽，能够与当地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其价值观念为当地人所理解和接受，在与当地的价值竞争中获得解释域和解释权。当价值观念逐渐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之后，慢慢融入到当地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完成由外来价值向本土价值的转换。这个转换，叫做同化。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本土价值观念具有先天的优势，以其传统力量影响民众的观念，这是文化的基础。当外来价值观念进入时，要接受本土价值“有色眼镜”的价值判断和“过滤器”的价值过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成功的，但其传播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迎佛的礼遇，也有灭法的冷遇，经过很长时间的冲突之后，才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而这个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佛教价值观念被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同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具有中国文化的色彩，成为“中国佛教”，与“原传佛教”是有区别的。外来价值观念要想获得本土价值观念的认同，必然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就是民族之间价值认同的特色——“同化”。
（三）价值认同：不回归，不西化，不拼盘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自形成依赖一直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之中，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中国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成果。在汉代、唐代、宋代、明代等历史时期，曾经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领域上都取得了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辉煌成就。到了近现代，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近代，中国社会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模式”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不足，较之于西方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的“工业模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大成都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形成了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人们拥有更舒适、更富裕的生活，成为各个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楷模。各个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现代化，目的就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社会的发达程度。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全部的价值和精神。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回归传统；第二种，全盘西化；第三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
第一种主张回归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学热”。“国学热”热起来有近20年了，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体系中的保留着我们的民族精华，我们要学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也保留了一部分糟粕，比如轻视劳动的价值，比如重视等级的观念。国学热而不衰，与一部分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是分不开的，他们弘扬国学，更有用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价值观来抵御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的意蕴在里面，这一用意也得到了官方的默许。不少宣传部的官员亲身参与其中，学校虽然没有“国学”这一科目，却被排在课程表里，没有哪一门学科在国民教育的课程中有如此优厚的待遇，何况它还不是正式的学科。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不适应性”，我们才需要寻找出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上，对劳动和事功方面的价值不够重视，不能为丰富物质生活提供相应的观念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重视的是提升个人的境界，也不太关心对世界的人士和改造，同样不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最明显的一个弱点是缺少对劳动价值的深入阐发，不能给劳动和创造富裕更高的意义。显然，回归传统不是我们的出路。
第二种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如此强大，因此西方的文化是最优异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念是最优秀的价值观念。这类人有一种本土文化和本土价值观的自卑心理。文化价值的认同不是简单的优劣评比，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主宰文化价值的想法是何其荒谬。处于弱势的社会也许羡慕强势社会的经济实力，畏惧其军事力量，却未必认同其价值体系。对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可以作客观的比较，对于价值体系（请注意，价值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意义）是否优劣却不能作出简单的判断。优秀的价值文化不一定能产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产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一定是优秀的价值文化，更有可能是一种狭隘的、偏激的价值文化。古希腊的雅典文化被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所毁灭，不代表斯巴达文化比雅典文化优秀。一种文化只要能维护一个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能够给人们精神世界提供合理、丰富的价值内容，其价值能够给人一个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和价值就是优秀的文化和价值，这与其是否具有咄咄逼人的外在力量没有关系。
所有的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都有“民族性”和“历史性”，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巨大的关系。文化和价值不是一张皮，说换就换；文化和价值是烙在骨子里，流在血液里的。让一个民族，全盘抛弃所有的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全盘接受全新的外来价值和外来文化，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抛弃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无疑就等于灭杀了整个民族。
此外，即使价值体系能够评说优劣，东西方价值观念可以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比如东方文化以群体主义为价值，重在群体和谐，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弱于群体和谐；东方文化轻于劳动创造的价值，西方文化强化劳动创造的价值。各有优劣的价值，又怎么可以抛弃一种、引进一种呢？
第三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用中西价值相结合的方式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它保留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优秀成分，引进西方价值体系的合理之处，将二者综合成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由此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把价值当作可以剪裁拼接的东西，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弊端。
前面讲过，所有的价值都有“民族性”和“历史性”，其形成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关系。价值不是一张皮，既不能说换就换，也不能剪裁拼接。
此外，价值的认同是一种建构，作为具有先天优势的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它要戴上“有色眼镜”进行价值判断，用“过滤器”进行价值过滤，最后通过“同化”的方式完成对外来文化的本土转化。而被认同的文化，一般具有同一性和互补性的价值。因此，被认定“优秀”的西方价值观，不一定适应东方的水土，可能遭到东方价值观的排斥；被东方价值体系认同的西方价值观，也不一定具有“优秀性”。看一看价值的定义（价值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就知道，用优秀与否来衡量某个民族的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结语：行动，在于传统价值的现代转换
价值具有“民族性”。各个民族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对价值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意义的判断，这些判断通过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代表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表达着民族文化的独特立场，塑造民族文化的独特形态。民族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精神特质，这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最稳定、最持久的价值倾向。在中国，在群体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自古至今一直指引着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文化最根本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追求，赋予整个民族文化以特有的价值倾向和精神气质。民族精神不是各民族文化所共有的相同部分，而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区别的特殊部分，这也是西方文化不能替代中国文化的依据之一。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很多价值观念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民族精神一直保持稳定，维护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它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持久地表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确切地说，没有中华的民族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
价值同时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面临不同的课题，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有鲜明的特色，表达人们最迫切的价值追求。在启蒙时代，借助于理性提高人的地位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在工业革命时代，探索自然的奥秘、发展科学技术是其最迫切的价值追求。在某一历史时期最突出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追求就是“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以独特的时代精神区别于其他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没有特殊之处，不论何种价值观念，只要恰当地表达一个时代最迫切的价值追求，它就成为时代精神。当时代发生变化，新的价值追求就成为新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不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而是由时代状况决定的。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各有侧重。民族精神表现的是民族文化的个性，时代精神表现的是世界文化的共性。民族精神应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把两者结合起来，以民族文化特有的方式来表达时代精神，以时代的现实要求激发民族精神，使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激励，共同促进。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价值多样化时期，我们所要做的既不是回归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中西拼盘。价值多样化的出路，在于民族精神的时代化，即传统价值的现代转换。
作者：邵发明
责任编辑：朱美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