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个新闻串烧：在网络书店和电子图书的围攻下，2010年，广州“三联书店”等多家书店关门，北京号称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第三极书局”倒闭；更早之前，上海“思考乐书局”“贝塔斯曼”等多家书店黯然退场；从2007年起，中国近2万家民营实体书店倒闭；目前，民营实体书店倒闭的趋势还在加剧。

这些书店关门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银行、商铺。于是，失去了书店的城市，少了柔软的人文风景，多了喧嚣的物质消费，沦为钢筋水泥的丛林，让人慨叹失落。然而在铜梁城区，却有一家400多平方米的民营书店，它地处最繁华的步行街十字路口二楼，像一个安静屹立的文化灯塔，温暖着这座美丽的城。它就是“先知书社”，它的缔造者就是银代明。

开书店是他儿时就有的梦想

上世纪60年代，银代明生于侣俸镇一个普通小商人家庭。文革期间，这样的家庭被叫做“资产阶级家庭”，“成分不好”，是受打击的对象。幼年时的银代明，经常遭到同龄人的辱骂和老师的冷眼，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在学校完全没办法学习，学习成绩自然很差。

然而，谁能想到，这个初中毕业时成绩差到升学无望的人，竟然是一个书痴。原来，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不是到万不得已，银代明不会出门。在孤单寂寞中，他学会了四处找书读，泛黄的小人书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年龄稍长，他开始读《青年一代》《希望》《读者文摘》等杂志，从中获得精神的慰藉，汲取成长的力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偏远乡镇，是文化的沙漠，很难找到可读的书。喜欢读书的银代明，只要找到一本文学杂志，就会一字不漏全部读完，连扉页都反复细看。“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如果没看书，我不晓得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银代明说，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书籍是命运之神给予他的拐杖，伴他成长，让他学会了坚强。“那时，我的梦想很简单，长大了开个书店，想看什么书就进什么书，自己看了还可以卖给别人看。”

小书摊变大书店他用了20年

1982年，银代明被安排到侣俸镇综合店的食堂上班，做挑水、炒菜、洗碗等活，在当时算是有了个稳定的令人羡慕的工作，并很快有了女朋友。这让因经商而长期遭受打击的父母松了一口气。哪知银代明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1985年，他不听父母和女朋友的劝阻，辞职“下海”，摆起了小书摊。“父母很生气，大吵大闹，把我强行‘押’回综合店。但是后来，我又逃出来了。”

改革开放后，各省市开始出版文学杂志，台湾、香港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进入大陆市场。文革思想禁锢的枷锁解除后，人们都渴望读书，各种书都非常好卖。“我进了很多书，晚上看，白天卖，忙得不开交。”银代明回忆摆书摊的日子，满脸笑意，“那时人们对知识、对文艺作品的渴求，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乡镇摆书摊，一个赶场天可以卖掉1000多本，简直不可思议。”

1999年11月18日，是银代明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他终于在铜梁城区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并命名“先知书屋”。虽然书店仅仅20平方米，但却圆了他开书店的梦想，他为此兴奋了很久。五年后，“先知书屋”变成了占地240平方米的“先知书社”，银代明成了真正坐拥书城的人。至此，他的卖书生涯已是整整20年。

先知书社不仅是卖书的地方

和普通民营书店专卖教辅书不同的是，先知书社是大型的综合书店，书籍种类齐全且分类明晰。书社除了书架上的书，墙壁上还有各种摄影作品、书法作品。为方便读者阅读体验，书社设了储物柜、桌椅，夏天还为读者开放空调。读者一走进先知书社，就会被安静舒适、宽敞明净的环境和贴心服务的人文关怀所打动，很自然地融入在浓郁的书香气息中，慢慢选购、安心阅读体验。

“有些人来了只看书不买，你们怎么办呢？”记者问。“让他们看啊，只要书社在营业，他们都可以看。”银代明说，他很遗憾小时候没钱买书，开书店除了挣钱养家，另一个目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阅读体验的环境。每年，被不懂事的儿童损坏的书价值都不下3000元，但书社一直没有改过“不管读者抱着书看多久，员工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收书”的规定。

“银总要我们提高服务质量，尽可能满足读者要求。在新华书店按原价出售的书，很多在我们这里都打九折。我们还提供订购服务，专门为读者进那种冷门图书，哪怕只买一本。”书社员工姜夕玲告诉记者，银代明对读者很好，对儿童、青少年读者尤其好。2013年冬天，两个初中生在书社前前后后偷走了20多本书，“我们通过监控录相识别和现场抓获两个学生后，按照银代明的建议，没罚款也没交给警方处理。他说，小孩子嘛，难免犯错，家长教育一下，改了就好。”

凭一己之力打造公共文化空间

近些年，受到电子图书和网络书店的巨大冲击，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民营实体书店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而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人力成本更将全国的民营实体书店逼上“绝路”。先知书社同样面临困境，连续好几年都是亏损。银代明开始头疼了。他的妻子和一些亲友都劝他别再撑下去，理由是“卖书已经挣不到钱了”。银代明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

恰好这个期间，有两个老板先后来找银代明，愿意每年出50万元的租金，来租用先知书社这个黄金地段做大型餐饮。然而，银代明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投资130多万元对书社进行提档升级。装修后的书社面积多达500平方米，图书品种更为齐全，分区更为鲜明，专设有青春文学馆、社会科学馆、生活馆等多个阅读专区，还附设VIP会员专席、休闲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更舒适的阅读体验空间。

“把房子租给别人，省心省力又能多挣50万，但我不愿意。开书店是我最喜欢的事，我会想尽办法把它支撑下去。”银代明说，为弥补阅读专区的经济亏损，他在书社设置了期刊教辅、文体用品、电子读物、电子产品等销售专区，还在重庆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增强自身的造血能力，以度过这个“卖书不能挣钱”的漫长“寒冬”。

谈到银代明的坚守，了解情况的铜梁人都油然生出敬意。读者丁亮认为，先知书社目前的经济效益虽然不好，但社会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丁亮说：“如今的先知书社，不仅仅是一个书店，它为铜梁人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服务，已经相当于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以私人之力打造公共文化空间，这样的人就是社会的脊梁。”

去年，银代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民进会员后，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不仅大力倡导书香龙乡，向市民进行好书推荐，鼓励多读书。更是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用实践探索民营书店未来的路子该怎么走，如何将更多的“麻将控”、“手机控”拉出来，过上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