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才反映，《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规定明确了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即“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当前，家庭监护不当、不力仍是导致未成年人涉罪或者被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2022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共制发责令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督促监护令”57425份，同比上升197.1%。由于监护人参与意愿不强难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体系不全难规范、社会支持协同不力难专业等问题，家庭教育指导质效不佳，易出现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

一是监护人参与意愿不强难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监护人的参与意愿性，监护人不愿参与将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甚至在监护人拒绝参与之后也无强制性措施予以保障。实践中，司法机关主要对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而监护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此义务，“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监护人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强制力和实质惩罚手段。

二是家庭教育指导体系不全难规范。目前最新版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是全国妇联联合有关部委于2020年2月修订的，并非“国字号”大纲，推广力度有限，普及程度不高。仅浙江、山东等个别省市编写了省一级的家庭教育指导读本或标准，其他大多数省份尚未开展此方面工作。教廷教育指导标准及规范体系的缺乏导致指导的效果难以进行量化评估和监督。

三是社会支持协同不力难专业。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婚姻登记机构、收养登记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在开展具体工作中也要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但多数机构并不具备专业能力，指导流于形式。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发展不均衡，涉罪未成年人多数来自欠发达地区，缺乏专业机构予以协助。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准入制度尚未建立，大部分从业人员未取得家庭教育或与之相对应的资格证书，也缺乏对其业务能力进行定期考核与评价的机制。指导服务机构缺乏对家庭教育课程体系主动进行开发与资源整合的能力，指导课程较为零散且无系统性，个案指导不精准。

为此，建议：

一是增强家庭教育指导刚性。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对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行为的法律责任。监护人明确拒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签发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义务，放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9条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涉罪未成年多采取监护人作为保证人的，对于监护人对涉案未成年人未加以管教，导致正处于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检察机关除依法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外，依法通过罚款等方式追究保证人责任；对于监护人依法不履职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依法建议监护人住所地民政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二是健全家庭教育指导规范体系。尽快出台家庭教育指导大纲，设定工作规范和评价标准，研发全国性网络服务平台，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国、要素多元、立体多维的国家保障服务体系，实施一体化管理。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应利用数字技术尽量实现家庭教育指导的均衡化，尤其是让不发达地区的家长也有学习优质课程和接受优质指导的机会。压实地方责任，省级政府尽快编写或者采用适合当地实际的家庭教育指导读本,并制定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等配套举措。如建立家长积分制度，要求家长通过App、微信小程序等全国性信息服务平台完成相应课程获取积分，婴幼儿阶段由社区或专门机构予以考核，学龄阶段由学校予以考核，采取管理措施将监护人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三是构建部门职能协作体系、社会力量协同体系、区域联动体系。公安、检察、法院、妇联、团委、民政等职能部门形成联席会议机制，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规范化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从部门协作等规范家庭教育指导流程，依托村镇、社区儿童之家、妇女之家等确保家庭教育指导全过程覆盖。建立市级层面的一站式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建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为主要成员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资队伍，确保每个县（区）有一所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将各部门的家庭教育指导业务分流至专业机构集中开展；建议参考教师和学校准入机制，提高家庭教育指导师准入门槛，规范机构准入制度，并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的监管，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禁入“黑名单”制度，促进行业良性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