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崇实：中共党员，1925年8月出生。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参加民进组织。解放前，曾先后在《青年知识》杂志、《文萃》等杂志社任编辑。1950年任“北京三联书店”人事科长、民进中央组织部驻会理事、兼民进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民进中央第一届候补理事，第二、三、四届中央理事。1981年任上海社科院院刊编辑部副总编，1986年离休。

创建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何去何从的抉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推行独裁统治，企图消灭共产党，为发动内战作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在民进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1945我在文萃杂志社任编辑，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梓年指示我与马叙伦接触联系，在朋友的荐引下，我和马老认识并与马老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我与马老的小女儿常有联系，我们两家仍有来往。期间我与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等人都有联系。1947年，我在香港与马叙伦是邻居，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向马叙伦提议在香港发展民主党派，马叙伦向潘汉年提出要发展我。这样，我在香港经马叙伦介绍，加入了民进组织。张执一同志《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为此，我和张承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抗战工作。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作的，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中共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由于衣、药的物品数量太大，次数又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由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代收。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张执一同志在这篇文中还提到许多秘密党员和工作关系，涉及民进的有，董秋斯、冯滨符、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冯明养、孟秋江、梅达君、万景光、陈巳生、张纪元、严景耀、雷洁琼等，这些人大多就是民进创建过程的发起人。

徐伯昕在1983年1月19日民进会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

蒋群明在《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一文中谈到，“1945年党组织决定他（张纪元）除教育工作外，还要从事财经工作。从这年9月开始，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中任公司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参与筹备工作。他和王绍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策等，还有赵朴初、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

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2日参加民进成立会议和选举会议的，中共党员就有王绍鏊、徐伯昕、张纪元、梅达君、孟秋江、万景光。有的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一直和地下党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曹鸿翥，时任联丰花纱布公司董事长，曾掩护地下党将布匹、盐等物质运到解放区，长期与地下党有联系。陈巳生时任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关勒铭金笔厂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

作为当事人回忆和记忆者的阐述，马叙伦1946年1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胜利中国的瞻顾》，文中谈到：“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江渤著的《马叙伦》一书中谈到：“马叙伦经常和《周报》、《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按党组织指示，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洪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经老友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两方面人士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多次聚会座谈，进行活动。他们还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在青年会的一次聚谈会上，马叙伦和王绍鏊、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人谈到只靠刊物进行斗争是不够及时的，最好能占领报纸阵地，又考虑到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检查法的严格限制，尤其不宜刊登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激烈文字。如果能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发表文章，就容易被报纸接受，影响也大得多。于是，有人提议最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经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形成共识

王绍鏊在《我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追忆：“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指出‘要统一军政’，正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写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了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先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让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争辩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对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的。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洪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均到会。第二次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出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于是定期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讨论组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删去文尾，加上了几句口号，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

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从事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还在抗战时期，他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三部分人士的交往联系，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好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叙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叙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马叙伦、王绍鏊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佩服对方的胆识和胸怀。王绍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使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名。从此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者，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马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大同路（今北京西路）的广和居及八仙桥青年会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刘哲民在《唐弢的民进缘》中谈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将刊物办起来。柯灵提出改为《周报》，封面也是柯灵设计的。我被推为发行人，唐弢、柯灵为编辑。《周报》创刊号1945年9月8日发行，创刊号初版五千册，但读者不断上门或来信求购，连续三版，共发行了八千册。《周报》从发行之日起，即为国民党所忌，经常受到摧残。比《周报》稍后一点出版的《民主周报》及共产党人办的《文萃》，也毫无例外地频频遭到摧残。大家意识到，上海有这么多家的民主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进行对抗的必要，因而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迅速成立起来。在这个联谊会里，《周报》发行最早，而销路又最广，其次是《民主》。联谊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沟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铎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齐去找张，让《周报》几名撰稿人开一些会。经过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道，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东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是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中谈到：“1945年8月30日，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和唐弢先生来东庙弄寓所，和郑振铎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即《民主》），郑振铎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请。于是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了！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是郑振铎撰写的以外，还发表了他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两篇文章，还有马叙伦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谈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即许广平）的《迎双十节》等约二十篇文章。‘在发刊词中’，郑振铎激动地写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进》周刊第十四期上。”

1945年的8、9月间，天气很热。郑振铎在庙关的老家还来不及收拾，柯灵和端毅（即唐弢）也来好几次。他们表示办一个综合性周刊，这个主意最早是由柯灵提出来的，这时刘哲民和钱家圭二人愿意在经济上资助。不久，《周报》便于9月8日创刊，成为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周刊。在柯灵他们筹办《周刊》的同时，伯昕也多次来找郑振铎。这位已故韬奋的亲密战友，为了继承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伯昕来邀请他这位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当然，名称不再叫《生活》了，便决定叫《民主》。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而伯昕又先后给他配备了几位得力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实际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入了党。《民主》经过周密筹备，于10月13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在4日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他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民主》周刊实际上是中共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此时，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已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郑振铎于12月8日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就在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郑振铎与夷初（马叙伦）、伯昕、广平、乔峰（周建人）、朴初、景跃，洁琼、柯灵、林汉达等人（大多是《民主》、《周报》两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绍鏊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绍鏊是地下党员），筹备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立组织

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陕西南路235号的卢湾区图书馆）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这也是民进的成立大会。我在民进成立大会前夕，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梓年指示，到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检查会场安全，同时对会场周边环境进行秘密勘查。现保存有大会签到一页，签名出席的有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慛华、胡月城共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本会发起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这次大会作出了几项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由此可见，民进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出现的，民进选择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6年5月5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由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91名）。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民主促进会发起人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玉华、胡厥文、包达三、张纲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夏，以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叙章分任代表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可以说，民进的历史是与中国革命历史深刻联系在一起的。民进的会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史。许嘉璐主席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挂牌仪式上说：“我们这些后来人来到了60年前前辈策划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旧址，每个人都思绪万千。当年，这些前辈是在白色恐怖下，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曙光，于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凝聚在一起，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旗帜，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这些后来人处在安定、和平、幸福的社会环境，但先辈们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作为民进会员，怎样才能无愧于民进的前辈，无愧于历史，惟有踏着前辈的足迹，秉承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一点一滴地学习他们的品格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才可以告慰已经过世的二十四位前辈和在世的两位前辈。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定要把成立旧址作为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地。让来这里的民进会员和群众见到旧址，也看一看民进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民进现在怎么样，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现在，民进成立旧址的小洋楼已修缮一新，外墙设置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的铭牌。经宓逸群先生回忆，考证出的民进召开成立大会的房间，重新进行了布置，里面增设了民进主要创始人、历任主席与中共中央历任主要领导的合影相框。并设立了专门的书架，展示民进中央和民进各省级组织编写的民进会史资料和图书。民进成立旧址的发现和确立，是我们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缩影、一个说明，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民进，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作为民进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地，其作用、其意义非同寻常。（本文选自上海民进口述会史《风云往昔——口述民进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