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　　　　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然孕育而成的一套生活方式和生活方法，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这一著名论断，是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社会的生命力来自文化。只要文化不朽，民族就有希望。美国学者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在对加纳与韩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后明确提出：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曾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的根本力量。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无疑，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确证。从功能意义上看，文化的作用在于“化人”，也就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教育和精神感化，使人们接受特定的社会价值规范，成为拥有特定价值观的人，他们通过对共同的理想、信念、取向、态度等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传承，形成社会凝聚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是前所未有，原有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思想观念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边性、差异性、选择性日趋多元化，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以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文化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文化失调已经引发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荡与迷惘、冲突与裂变。在利益的刺激下，人们的规则意识和责任伦理出现缺失，诸如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官和投资移民、恶性车祸、环境保护、强拆等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直接冲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的阶段”。这是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问题频发、社会风险加大的社会变迁时期，也是社会文化转型、重新调适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就文化而言，首先应该正本清源，进行文化自觉，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根基于文化自身历史的觉醒　　　　文化自觉主要是指我们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一种重新定位。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人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许苏民先生也曾经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但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思潮，却始自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的讲话：“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的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在企事业的发展策略中，在公共事业与公众教育中，甚至在政府和地方区域发展规划中，文化自觉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应用。　　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伟大的独立发达的文化之一，属于原创型文化，植根于中华沃土，凝结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特色，其独特的个性、独立的品格和顽强的生命力，曾支撑整个民族领先世界达数千年之久，并使中华文明几千年一脉相承，虽历经劫难而不中断，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携手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其光荣和伟大又岂让于古希腊罗马？　　然而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国家被一些西方国家所打败，经历了百年沧桑。面对新的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中国文化陷入总体危机。张岱年先生曾说，这一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遭到质疑。有学者说，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化意识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化回归”倾向，片面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表现为一种“文化自大”；一是“文化西化”倾向，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取向，对西方文化不加反思地接受，甚至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两种倾向贯穿整个20世纪。郭建宁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回首 20世纪的百年文化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尴尬：20世纪初，是以批孔学、打孔家店开始的，20世纪末是以国学热、儒学成为显学结束的。”这一状态长期影响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影响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文化自信：多元共处自主创新的文化发展　　　　文化自觉正是要打破中国文化选择和文化追求的迷茫和困惑，还原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同时揭开西方文明神秘的面纱以看清其本质，整合其“合理的内核”以构建社会主义新的价值观。因而文化自觉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一方面，首先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意识，因为文化是一种积累，其根基存在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历史之中。离开了文化传统，割断文化发展的历史，就会丧失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文化又有其时代性，必须对传统文化有批判继承的意识，并面向现代做出必要的转换。另一方面，要对外来文化有兼容并包的意识，全球化背景下只有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推动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根本上是价值观的“自觉”。张岱年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人类学家克罗伯也曾强调，文化的核心是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构成的。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价值整合的过程，即以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合理念以及“以德为本”的道德风尚来整合当前各种文化形式和各种价值观，构筑当代人的现代价值体系，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时代风尚，来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成一套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基本社会秩序和规则。　　总之，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进行文化创新。但是，创新决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对优秀传统的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借鉴并有效汲取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先进元素，为己所用，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古今中外文化之所长，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创新的文化。它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