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鼠年伊始，令人措手不及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迅速扩散。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集体防控，各文艺团体也强烈呼吁艺术家们展开抗击疫情的现实主义创作，为全国人民提供精神食粮，共同渡过难关。然而一波波抗疫艺术作品似乎大都不尽如人意，有的作品在出炉后遭到网友们的纷纷吐槽，甚至冷嘲热讽。这些质疑和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粗制滥造，对新闻照片复制、挪用严重，缺乏真诚和原创性；二是有关疫情创作的作品究竟是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还是作秀和借机炒作？这些问题的确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反思。

在巨大的疫情困难面前，每一个人的健康、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每一个人都心系抗疫一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达方式，状物抒情也在所难免。在笔者看来，虽然有些作品水平欠佳，但是不需要用舆论去限制其表达的权利，而是需要各个官方平台严格筛选刊用，提供真正有感染力的精神产品，发挥文艺的功能和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完成宣传工作任务。虽然即便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也不能够治愈病情、击退瘟疫，但是这些作品反映出了文艺家们对不顾生命安危、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支持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抚慰和缓解前线抗疫人员以及疫区人民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人不坐以待毙，才可以与病魔抗争。病情暂时无法把握，但是精神不可以被摧垮。灾难可以掠走人的生命，但不可以掠走人对生命的渴望。此时，与其说这些作品表达的是艺术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艺术家的创作路径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围绕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和突破，一种是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这两种创作路径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也值得当下艺术家深入思考。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文人志士始终在寻找文艺改良的道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艺术家从事现代主义创作，主张观念表达，着力于对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主义风格流派和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和转变进行研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家从事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师法造化”，着力于研究欧洲古典写实主义和中国水墨的改良和融合。彼时面对战火硝烟，学术的激烈争辩暂时停歇，大部分画家的意见暂时达成一致，致力于充分发挥文艺对现实精神的鼓动，画笔和刻刀迅速上升成为对抗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因时代局限和审美的特殊性，现实主义创作路线获得共识并得以确立，这是人民性和现实性的体现，并且对后来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创作路线与其说是画家们的选择，不如说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选择。

不管什么年代，不管用什么形式创作，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的关爱将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是艺术最可贵的品质之一。随着现当代艺术的普及和发展，中国观众对现代艺术已不再陌生，审美能力不再像以前一样仅仅限于识图和读图。特殊时期，在有限的隔离空间里进行创作，其实是有难度的，同时也极具挑战性。面对严峻的疫情态势，各种多元的艺术表达方式皆可以尝试。只有在较大的创作空间下，才可以创作出有深度、有温度的精品力作，体现出人文关怀。比如艺术家在参考照片时，可以改变构图、色彩冷暖或光线的方向、位置，进行自我的二次经验，实施重构和再创作。而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在对一线医护工作者关心的基础上，同样需要对艺术家的理解和包容。因疫情的严峻程度和居家隔离创作的限制，打磨精品还需要时间，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输出是不应该一味打击和完全否定的。当然，借机炒作和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应该严厉批评。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可以孤芳自赏，但不可以不关注现实。艺术家应该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在创作时既要体现艺术本体的当代性，也要体现思想的当下性。正因为有宋、金之间的战争之痛，才孕育出岳飞《满江红》的慷慨悲壮；正因为有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颠沛流离之苦，才孕育出唐一禾《“七七”的号角》的抗争精神。灾难孕育艺术，也孕育新的希望，而希望寄托于精神力量的存在和永恒。艺术如果能够真的活在当下，势必会大有作为。

（作者系民进会员、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美术家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