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办“福兴商号”，表面上经营纱布生意，实则让这里成为中央领导机关开会办公之地。

       他参与创办《新华日报》，并广辟财源，使之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

       他被称为“老板”“红色管家”，为党筹措了大量经费，却两袖清风，清贫一生。

　　从解放碑一路向北，沿民生路步行10多分钟，便可见一栋深灰色的三层楼房，这里就是《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提起《新华日报》不能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它的创办者之一熊瑾玎。与他一道工作过的人，很少称呼他的名字，总是亲切地叫他‘熊老板’。”8月11日，红岩联线研究馆员刘英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福兴商号”成为中央领导机关开会办公之地，“老板”便是熊瑾玎

　　1886年1月，熊瑾玎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中医世家。20岁那年，他进入徐特立等人创办的进步学校学习。在那里，他读到了黄兴的《中国魂》和一些进步的民主主义革命书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些党员纷纷退党甚至叛变投敌。在这个危难的时刻，熊瑾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熊瑾玎先后在中共湖北省委和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找到李维汉等同志接上组织关系。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和中央同各地联络的通讯点。

　　熊瑾玎接受任务后，便以商人身份在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一所二层楼房，打起“福兴商号”招牌，经营纱布生意，成为商号“老板”，该地由此成为中央领导机关开会办公之地。

　　“商号没有老板娘，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怀疑。”刘英称，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调来一个19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配合熊瑾玎的工作。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同乡，又是他在长沙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在汉口时曾一道照顾过生病的徐特立先生，其纯洁、机敏和干练给熊瑾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经周恩来促成，两人成为革命夫妻。

　　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熊瑾玎在上海被捕。狱中，他英勇不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党中央向国民党严正交涉和反复斗争，他才获释出狱。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

　　1938年1月，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派，同潘梓年、华岗、章汉夫、吴克坚等人一道，担负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熊瑾玎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经理，又一次当上了“老板”。

　　《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当年10月，日军进逼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熊瑾玎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先赴重庆，用最短时间完成了筹备工作。《新华日报》于10月24日出完在武汉的最后一期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接着就在10月25日出版，实现了无缝衔接，及时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达给了民众。

　　1939年5月，日机对重庆进行了连续大轰炸，《新华日报》社在市区已无容身之地。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熊瑾玎多方设法，租到化龙桥附近虎头岩下的一块地皮，修建了一排排简陋的竹编泥糊的平房作为《新华日报》总馆和职工宿舍。

　　“那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刘英称，皖南事变后时局十分紧张，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新华日报》发行量，扣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凡是给共产党提供纸张、油墨的，国民党特务都会跟踪，想以此扼杀《新华日报》。

　　熊瑾玎领导同志们与国民党当局作公开合法斗争，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

　　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新华日报》的用纸需要。为此，熊瑾玎结识并说服了产纸地梁山县（现梁平区）的一个本地人，并秘密派人去合伙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保证了报社纸张供应。《新华日报》在重庆办报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从来没有一天因缺纸而不能出报。不仅《新华日报》不愁用纸，还能供应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纸张。

　　“办报需要纸张，更需要资金。仅靠当时《新华日报》的发行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报社的生存。”刘英称，最初，南方局还能拨给相当数量的款项支持《新华日报》，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供应，因而《新华日报》的经费也更加困难，很多费用得自行筹措。

　　此时，熊瑾玎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持者——在国防动力酒精厂工作的任宗德。当时，熊瑾玎经常向任宗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以及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酒精业的重要意义，并鼓励和帮助任宗德连续兴办了三家酒精厂。短短几年内，任宗德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成为重庆屈指可数的大实业家。从1939年到1946年，国防动力酒精厂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给予了极大支持。

　　此外，楚湘汇也是熊瑾玎结交的党外朋友之一。刘英介绍，当时，楚湘汇担任湖南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又是国民党中央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常委，并兼任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熊瑾玎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第二炼油厂工作，自己也常为楚出谋划策，使炼油厂业务蒸蒸日上，被国民政府评为甲等厂。于是，楚湘汇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通过熊瑾玎交给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8年中所用的油墨、煤油、汽油都是这个厂供应的。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熊瑾玎广交朋友秘密支持报社的情况，除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外，报社的工作人员几乎全然不知。解放后，众人才逐渐了解到这些情况。”刘英说道。

他被人叫了半辈子“老板”，女儿病危时却拿不出10块大洋诊治费

　　熊瑾玎广辟财源的同时，也千方百计精打细算，节约开支。据曾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老同志回忆，在熊瑾玎的倡导下，报馆里使用的信封是大家用旧纸糊的；稿纸、信纸、办公用纸都是挑选出来的破损纸张印制的；工作手册等是用裁割下来的边角余料装订的；学习用的本子是用一些写过或印过的纸翻过来订成的。为了杜绝浪费，熊瑾玎对财务制度规定得很严格，每项开支他都认真审批，处处注意节约。

　　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熊瑾玎不仅使《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中共南方局筹措了大量经费，他由此赢得了《新华日报》“红色管家”这一美称。

　　但就是这样一个手中掌握着大量资金的“老板”，当他的女儿病危时却拿不出10块大洋诊治费，以致孩子不治而亡。

　　1973年，熊瑾玎去世。“他被人叫了半辈子‘老板’，却没有为后人留下巨额物质财富，但留下一句‘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甘于清贫，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刘英赞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