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孝道源远流长

从古到今，无数民族和众多国家中只有中国华夏民族的孝道之花，品种最丰，开放最长，最为灿烂，甚至远播邻国。“孝” 字在甲骨文、钟鼎文等古代文字中就出现且常见。《尔雅》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现代学者如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康殷的《文字源流浅说》，都认为“孝”字是根据儿子搀扶老子，或儿子用头承老人之手，以扶持其行走，或子背负其父的会意而造。而今多以“善事父母”为孝。其实“孝”在古代还有两个主要内容：

其一，“尊祖敬宗”这是早于“善事父母”的初始含义，古人认为去世先人，特别是氏族首领，在天庭与天帝为伍，可以左右天帝意志，对部落和氏族的吉凶祸福至关重要，从而产生了祖先崇拜，主要形式为宗教式的天帝与祖先共同祭奠，其目的主要是为使氏族集体趋福避祸，繁荣昌盛而为。

其二，“传宗接代”。繁衍后代本是生物天性，经人文强化，就成了道德、伦理，乃至法律的要求。《孟子·离娄》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朱熹注释：“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因我国现在人口过盛，推行计划生育，故反复批判孟子之言，务使国人尽知，是必要的。但在古代特别是远古时代，灾荒、瘟疫、战争等使人类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类的出生率、成活率都低，寿命不长，人口减员，常成为一种社会危机，故无论国家、氏族、家庭都无不力求人丁兴旺，确保世代不绝。

我国的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始于五帝时期，“孝”字始见于《虞书》，成熟于周朝，《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可见孝已成了国家律令的重要内容。全面强化于汉代，“孝”是先秦儒家伦理的核心，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继之“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移孝作忠”等政治要求，伦理规范不断涌现。汉以后各朝政府和君王无不奉行孝道，只有轻重之别，而无绝传之实。至宋代理学大兴，使传统的“孝”论证哲理化、施教通俗化、义务规范化，由于封建统治者以“移孝作忠”的理论，为其统治服务，渐次演绎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极端化、专制化的愚忠愚孝。特别宋代，儒、佛、道三家，弘扬孝道结成了空前大同盟。原本儒家的修、齐、治、平，名垂青史，显亲荫子的入世思想与佛、道的色界无常，看破红尘，无为清静，长生不老，谋求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出世思想是十分矛盾的。魏、晋以前的佛、道无论教义和修持，都不重视孝道甚至反对，认为家庭是火宅，是人生解脱之障碍，故要求“出家”。这种矛盾在强大的儒家文化的环境中，经千余年的反复斗争磨合，佛、道由反对而妥协，由妥协而趋同，由趋同而争先。佛、道加盟使“孝道”之推行，又得到了“神佑鬼惩”之力，至宋时“三教”弘扬孝道争先恐后的场面前所未有，致使“孝道”家谕户晓。元、明、清各朝承其礼教未有削弱。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也无不顺应中国时尚而提倡孝敬父母。直至清朝后期，特别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纷至沓来，西方文化夺人耳目。国人以为吾国之贫弱无能，皆孔、孟之罪过，故有“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导至孔丘走麦城，孝道遭白眼。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需要，大力批判一切封建文化和宗法思想，“左”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华夏孝道之花也就暗淡失色了。

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孝文化，在儒、佛、道三家以及民间,所产生的著述文献、诗歌、小说、戏曲、雕塑、绘画等文艺作品十分丰富，不可胜数。诸如儒家的《孝经》，道教的《文昌孝经》，佛教的契嵩《孝论》、大足石刻中的《古文孝经碑》、《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等宏大雕像，均很有影响，但其中以儒家的《孝经》最为精辟周全，也最能反映孔、孟所倡导的“孝道”本来面目。历代学者皆视为儒家正统典籍，历代帝王亦多有注疏者，并以政府名义颁布刊行，进而流传邻国。

《孝经》是先秦儒家的重要著述。虽字不足二千，但是“十三经”中，首获“经” 称号者。孔子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尚人伦之行在《孝经》。”可见两书是儒家相互为用，体现孔子政治和伦理主张的重要文献。《孝经》对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家庭观，立身处世之道，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延续至今。对日、韩等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据考，至迟梁武帝时（513）就经百济（朝鲜古国）传入日本，长期受到重视，孝谦女天皇，特别尊从《孝经》，曾下诏，令各户须藏一本，精勤诵习，后按“御读书始”规定，天皇、太子和皇家贵族子弟，七八岁时，开始讲受句读，训诂时，所用典籍多为《孝经》，以后历代传为定例。

《孝经》作者历有争论，有言孔子者，有言曾子及门人者，还有言汉儒者。据史料分析，如《吕氏春秋》中有引用《孝经》字句，证明先秦时已确有《孝经》，决非汉儒所为。《孝经》本意出自孔子，又经曾子及其门人集录书於竹帛，传诸后世。这种说法是较为妥当。

《孝经》主张“以孝治天下”。《孝经· 广要道章》中指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城礼。礼者，敬而已矣。”这是说，要教导民众相亲相爱，没有比推行“孝道”更好的办法。要教导民众礼貌和顺，没有比推行“悌道”（尊敬兄长和上级之道）更好的办法。要移风易俗，没有比推行“音乐”（包括各种文艺手段）更好的办法。要使执政者安心，民众守法，没有比推行“礼节”更好的办法。相互尊敬就是礼节。《孝经》安定和谐社会之功能已不言而谕。故历代帝王、政要大多倡导和实践孝道，于己完善人格，于国以求久安。

《孝经·谏争章》，曾子对孔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根本道理我都听了，现在冒昧请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这是说：儿子只要服从了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道吗？“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孔子激动地讲：曾参啊，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孔子接着就讲了，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和父亲有争臣、争友和争子的重要性。

“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是说：遇到父亲和君王不义，儿子不能不向父亲争谏，臣子不能不向君王争谏。所以遇到不义就应争谏。盲目惟命是从地执行父亲之命，怎么称得上孝道呀！

可见孔子主张的忠孝，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

《孝经·事君章》又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是何等开明周全的见解啊！这不难看出《孝经》是儒家全面总结升华三皇、五帝以来人伦教化的精粹之作。

孟承孔道，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孔、孟提倡君臣父子应平等互敬。其治国之道“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十分鲜明，比之西方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潮也不逊色。孟子还主张“事亲养志”的孝道。这与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父母缺乏敬心，只作物质供养，无异于养牛养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祖国培养出了无数情操高尚的贤能志士和国家栋梁，也是当今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中华孝道再放光芒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传承不断的文明古国，也是“孝”文化的故乡。但因近百年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使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断层，“孝”理念和“孝”实践都急剧淡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真可谓衣食足而礼义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大批“十三经”之类的民族传统文化书籍，以及道藏、佛典。今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近年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也多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栏目，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各省、市的地方电视台也多有此类栏目，于丹、易中天等一大批填接“断层”的学者登台演讲。海外的“孔子学院”有如雨后春笋，这表明中华文化有强大生命力。

据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状态是“未富先老”，加之农村广大这一国情，“家庭养老”将是我国很长时期的主要养老形式，笔者认为家庭养老贵在有“敬心”，各家的物质供养其优劣定有差异，但“敬心”不能有差异。民间流传一既俏皮又富哲理的对联：“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绩，论绩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绩不论心，论心亘古无完人”。在行孝中要做到始终都有“敬心”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论语·为政》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孔子讲的“色难”其义有二：一者，承色为难，意为观父母喜怒之色而顺其心是很难做到的。二者，在父母面前长期保持和颜悦色很难做到。大足宝顶石刻中的《父母恩重难报经变像》也强调“观喜怒常不犯慈颜，非容易从来谓色难”。甚至借助鬼神“父母如忧念，乾坤定不容，人间遭霹雳，地狱饮洋铜”。古人之所以如此，皆因世人多未解“孝敬”、“孝顺”两字连用的真谛。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1996年10月1日施行，在我国“孝道”文化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既有传统继承又有时代创新，“中国特色”和“现实所需”都很鲜明，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新型孝道”的国家意志和法律依据。旨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新型孝道”之花，定会迎风绽放，越开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