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呼唤着中国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总体创新，呼唤着努力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义利观、伦理观、价值观——

　　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之本

　　光明日报近来持续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讨论，对我们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个体本位、自我中心、外在征服型的主体性观念。这既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又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暴露的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所谓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本质上乃是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模式的危机，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西方近代人的主体性观念的危机。以西方传统的主体性观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势必造成两极对立、严重对抗，矛盾重重、危机重重。西方的法治手段虽然强制性地缓解了上述矛盾，但却难以对上述困境作出根本性地超越与解脱。

　　我们尝试着从另一条思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归纳为两论——“以人为本论”、“以和为贵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到价值观层面，“以人为本论”、“以和为贵论”为我们提供了个体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准则。中国的成语是最浓缩、最有深意的，两论的用语从形式上讲是连接了传统与现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从内容上讲，它也具有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个人精神发展层面的双层内涵。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有一个贯穿其中的红线，这个统一的东西便是“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在世界思想史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价值观倾向，一种是“功利论”价值观，这也是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另一种则是“道义论”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西方近现代经历了从康德到罗尔斯的发展，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传统文化中，虽各家言论侧重点不同，但主流都注重“义”与“利”的统一，如孔子是以义统摄利的义利统一，墨子则是以利为主的义利统一。

　　从理论高度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创新问题

　　当前人们讨论最热的一个话题之一，莫过于从2007年一直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引发了各领域学者的思考。从文化和哲学层面讲，当前世界面临的更大的危机，应该是价值危机，这种价值危机可以归结为“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强调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价值理性强调实现目标时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不管目标如何。而所谓“万能工具理性”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理性万能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在效益最大化原则下，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等都被忽视或淡化。“狭隘价值理性”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不顾目标只顾动机和手段的观念具有狭隘性，不利于人类在现代化条件下大踏步前进。

　　以上二者的矛盾表现为当代人价值观的偏斜，各年龄段的人群，特别是青年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淡漠。除了以上讲到的价值观偏斜的问题以外，诸如人口、资源、环境等这些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问题更被人们关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问题堆积到了一起，让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路何在？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水深了，流急了，我们连石头都看不到了，怎么过河？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高度去寻求帮助，把实践层面的诸多问题归纳到理论层面就是两个字——“创新”，我们的出路也就在“创新”。

　　中国文化观念如何创新？

　　在“怎样创新”的问题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了“古今中外，综合创新”论，上世纪90年代张岱年进一步提出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崭新基点，在“文化形态、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四大层次上，进行“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创新。从总体上看，文化形态的创新，是中国文化大变革、大发展的集中体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呼唤着中国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总体创新，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变革、大发展。

　　从中国文化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势将走上文明时代以来的第七个新时代、新形态：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期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代——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时期中华文明的雏形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公元1000年前后宋代开创的理学时代——公元1840年以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时代——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综合创新时代。这是中华文明史上、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历史变迁，文化形态的大变革、大发展。

　　从深层来看，民族精神的创新，乃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深层本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不仅需要继承发扬固有传统的民族精神，而且需要现代革新的民族精神。张岱年要求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贯穿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中去，重新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精神，铸造民族精神的现代长城。从更深层次来看，民族精神的创新契机，在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现代创新。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这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要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上实现现代革新，必须以思维方式的革新发展为中枢，带动民族心理的现代革新。张岱年反复倡导，以“唯物主义、辩证思维、以人为本、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四大支点，结合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实现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使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实现现代升华。从最深层次上看，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创新的关键，最终决定于价值观念的现代创新。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借鉴东西方价值观念发展的历史经验，努力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义利观、伦理观、价值观。

　　古语讲“不破不立”、“破旧立新”，讲创新就要解放思想，破除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和干扰，而当前亟待破除的是一些相当时髦而有市场的理论，这些理论使我们患上了西方模式自由主义（美国模式）崇拜症和GDP崇拜症，打破这两种崇拜症便是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