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书记员和解说员，需要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和自信，转变长期以来的受动思维，以能动性的智慧和勇气，通过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践，提炼和深化中国理论体系。 

　　现在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话语根本与国际社会不接轨，用的概念、讲的内容别人听不懂，是在自说自话，影响到国际交流质量和中国道路的传播力度。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你的话语完全接别人的轨，就能在理和占理，问题关键是你的行为道理能为人知解；再说，一味而不是有鉴别地借用别人概念讲中国道路的故事，有的时候借的不好，讲来讲去没有自尊自信不说，讲的不好甚至可能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给讲歪了，对自己的实践起误导作用。于是别人一说我们不守规则，我们就心虚，别人一说我们是“异类”，我们就自卑，别人一说我们的高等教育不行，我们就把自己高等教育全盘否定，别人一讲民主人权，我们就不敢据理力争，下意识将自己归到民主人权的对立面去，不敢突出我们对民主人权的贡献。 

　　因此，光抱怨自己的话语别人听不懂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行动和做，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进行科学客观的学理阐述，转化到自觉的实践中。为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妨先从基础性概念的整理和梳理做起。 

　　概括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基础概念，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践如何对一些人类普遍接受的一般性概念，通过赋予其中国化的特殊性含义，对其进行了丰富、发展、扬弃和再次创新。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一大误区是假设西方为唯一标杆，忽视了像人文、发展、市场、民主、人权、政党、民族等概念的多样性和发展性，这导致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很多还停留在过去，没有与时代俱进、与实践俱进。实际上，细作考察，这些概念都有个代际发展历程。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践其实为这些概念的代际发展，注入了新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推动意义，但我们对此总结得不够。 

　　第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践在本土现代化基础上产生的原创性、特殊性概念，通过国际合作研究将其转化为一般性概念，为他人所用。这类概念其实很多，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极具世界性意义的地方，例如民生财政、扩展的熟人社会、关系理性、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跟着西方概念走，如果完全顺着西方教科书中的民主财政、陌生人社会管理、因果理性、霸权理论、无政府状态走，我们的研究成果反而走不远，即使走远了，也走不久，走不深。 

　　第三，对被覆盖和遮蔽的概念进行的再发现。例如，任何社会中都还包含着丰富的“天下为公”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的话语叙事中，“天下为公”被“天下为私”思想所覆盖和遮蔽了，现在大学里引进的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材，对私的强调要重于对公的强调。中国人要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为世界所知甚至所用的政治经济哲学教材，恐怕必须跳出西方“天下为私”的窠臼，从天下为公出发来写，包括对公有制理论的哲学阐释。如果能从政治哲学角度将“天下为公”思想讲清楚，和谐世界理念的宣讲和普及就会在逻辑上变得更容易。这方面，中国道路、中国制度里保存着丰厚的“公”的理念，其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相契的。 

　　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是由一系列自洽的概念体系构成的，这些在借鉴人类先进文明以及本土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的概念，是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和逻辑支撑。我们将其一步步梳理清楚，中国故事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言说上，都会有更强的传播力度。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