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战线“前哨地”到政治协商诞生地
重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地”
“重庆不仅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而且也是一个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极有渊源的地方。”这位负责人介绍说，8年抗战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这里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
他说，8年抗战中，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集中汇聚于此。因此，这里成了我国民主党派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
“七七”事变后，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全国同胞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26日，国府主席林森抵渝。1938年12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移渝办公。至此，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此之前的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形势和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撤销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全面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辗转西迁重庆。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到来之际，在重庆正式成立。
自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重庆也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地”。
4个民主党派在重庆诞生发展
“8个民主党派，有4个是在重庆生根发芽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最辉煌的篇章。”这位负责同志说。
他具体介绍分析说，民盟的前身是民主政团同盟，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正是在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积极呼吁和帮助支持下，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宪政运动，把广大处于中间地位的各民主小党派采取适当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
如果说“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帮助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的初步尝试，那么，1941年3月19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在重庆特园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则就更体现了中共在其中的巨大扶持和帮助作用。
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的1月15日和3月15日，周恩来曾两次致电延安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报告重庆准备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情况和“我们力促其成……，决定利用此时机，加强统战活动。”
毛泽东在复电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积极参加他们的各类集会，频繁与他们交流接触，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向他们阐述国内外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给民主政团同盟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也是在重庆，并且也得到了中共的帮助和鼎力支持。
九三学社的成立，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期间一批进步学者在重庆成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后，为纪念九月三日这个伟大的抗战胜利日，又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在此期间，恰逢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许德珩和劳君展，在谈到“九三座谈会”的情况时，毛泽东对他们建议：既然有这么多人参加，就把它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又说：你们人数也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家，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你们的作用很大。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会见了梁希、潘菽和金善宝等其他九三学社的创始人，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推动下，“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他们的宣言。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大厦正式宣告成立。
除了这3个党派外，还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是后来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最早的一个组织。
它始于1943年2月谭平山、王昆仑和陈铭枢等人在重庆组织的民主座谈会。当时，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等人都与该会的大部分人士有过密切的接触和来往，倾注了中共的许多关心和支持。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还专门会见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王昆仑和柳亚子等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表示鼓励和支持。
重庆谈判刚刚结束，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就在重庆著名的“民主之家”特园，也就是民盟成立的地方，正式宣告成立了。该联合会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
“和为贵”促成“政治协商”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重庆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为多党合作，为政治协商，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使重庆有了一个更响亮的称号——中国政治协商的诞生地。
1945年8月，人们清楚地知道，抗战胜利虽然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人民渴望和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为了和平、民主和团结，毅然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不虚此行，使谈判取得一定成果，毛泽东决定利用与蒋介石谈判之暇，尽可能地广泛会见社会各界人士，宣传、阐明中共的和谈方针、政策，争取民心，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
在重庆上清寺，距毛泽东驻地桂园不远的特园是民主人士鲜英（字特生）的公馆，民盟领导人张澜常居于此，这里也是民主同盟的大本营，是民主人士时常会聚的场所，被时贤公认为“民主之家”。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三次来到“民主之家”特园达观楼，与张澜等民主人士探讨时局，共商国是。8月30日毛泽东首次赴特园，拜望张澜和鲜英。由鲜英引进张澜卧室，促膝而谈。毛泽东详细解释了中共提出六项紧急措施及主张。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
9月2日中午，张澜、鲜英、沈钧儒、黄炎培等民盟中央常委在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里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毕，鲜英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笔走龙蛇，写下“光明在望”四个力透纸背的大字。在场的民主人士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毛泽东在渝期间不仅会见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各界民主人士，而且与国民党各方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甚至连国民党中的极右势力陈立夫、戴季陶也主动拜访。为争取国际的支持，毛泽东还主动拜访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还与妇女界、工商实业界、文化界的社团进行了深入交流。毛泽东的统战活动，让陪都各界人士领略了中共领袖的气度和风采。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为贵”思想深入人心。他以深入的统战活动和高超统战策略，将我们党在重庆的统战工作推向高潮。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双十协定》中明确规定，由国民政府召集举行中国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一词，就是在这次谈判中，由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在原来“政治会议”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广泛赞同，重庆由此成为“政治协商”一词的得名地。
《双十协定》的签订，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战果。同时也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地转向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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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