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传鉴

喻传鉴被誉为重庆南开中学柱石，毕生倾注于实现南开中学“允公允能”的校训，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立下了不朽功勋。喻传鉴爱岗敬业、因材施教、爱生如子、刚正不阿、与党同心的崇高风范，值得永远学习和铭记。

允公允能

按照南开中学“允公允能”的校训，喻传鉴教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有“公”才能无私，有“能”才能成事。所谓“公”，是使学生有为公牺牲的精神，“能”，是要有为公服务的能力。他在《我之十大信条》中提出，“吾人要救国，第一须有爱国心，能为国难奋斗。第二须有爱国力，能为国事尽职。有心无力，无补实际，有力无心，众所共弃。”其中的爱国心即“允公”，爱国力即“允能”。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建国之基在教育”“昂藏七尺躯，俯仰天地间，必须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所以矢志不渝地将满腔爱国热情转化为办教育、兴南开的终身实践，把“公能”二字作为南开精神之所寄，将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熏陶人，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具有丰富智能、高尚品性、全面发展、合乎规格的建设人才。

爱岗敬业

喻传鉴是天津南开中学堂首届毕业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即应邀回到南开中学，担任教员。此后47年间，始终“家在南开、心在南开，萦回于心中者，仍为南开”，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每天8小时之外，早晚还加班加点，几十年如一日，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有一年的星期天正好是他生日，亲属们要求他不要再去办公室，好好休息一天，他口头答应了，但是最后还是从办公室被请了回来。在他的妻子看来，家里不过是他的旅馆、饭店，学校才是他的家。1959年，他因患脑血栓，半身瘫痪，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仍然用右手写下：“请大夫救我，我还要为社会主义出力。”

因材施教

1936年9月1日，喻传鉴在南开中学开学典礼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他主张“对学生行动、思想、学业、身体，一切负指导之责，因材施教，力求适应”“对优良学生，应多予鼓励，对落后学生，应多予扶助”，教师应“以身作则，以诚挚之热诚，引起学生学习之兴趣”。当发现有学生在宿舍里养动物，甚至已经影响到校园和课堂秩序时，他并没有强行制止，而是在和辅导员们商量后索性办起了饲养组，让喜欢养小动物的同学到饲养组来发展兴趣，引导他们向生物研究方面发展。甚至趁赴成都开会之便，喻传鉴还专门买回来几尾金鱼，一路捧回学校，送给饲养组的同学们，因此这个饲养组发展也很快，不仅养鸡、养兔，还养羊。组员们不仅饲养，还互相讲课、讲饲养方法，进行了科研和选种的实验。后来，饲养组的组员们很多在生物医药方面都颇有建树。

爱生如子

喻传鉴在《爱生十诫》中倡导，我们做教师的人，本着“爱生”原则，应该“不厌不倦，热心负责”，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进步，一人落后，以为责有未尽。尽管学生中多“官二代”“富二代”，但也不乏寒门子弟。他对他们都一视同仁，而且对家境贫寒、无力供给学费的学生，还免除学费、给予半工半读的机会。他主张：作为教师，应“本爱护之心，关切之意，同学生打成一片”，做他们的良师益友，“青年学生，问题至多。因得不到解决常常发生苦闷、烦恼、郁郁寡欢等现象。老师们应本着成熟的经验，丰富的知识，代为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有一次，得知一位女同学因为补考不及格受到留级处分而痛哭流涕，甚至想要跳嘉陵江自杀。喻传鉴亲自予以耐心开导、悉心引导。在了解这位同学的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后，他贴心地鼓励：有父母和祖父母两辈人的关心，一定很幸福；语文年年得90分时，一定会很有前途。见鼓励奏效后，他又说：“跳嘉陵江自杀是糊涂人，嘉陵江水深又冷，跳下去很难受，后悔莫及。死了，尸体被捞上岸，一个女孩子，披头散发，被人围观多不好看。”最终，女孩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承认了错误，接受了留级的处分。

刚正不阿

风雨如磐的斗争年代，喻传鉴始终秉承公理正义，坚持原则，公私分明、爱憎分明，不畏权势、不阿谀奉承，坚决不参加国民党、不当国民党的官、不让学生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类的书。当时南开中学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孩子因两门功课考试都不及格，按校规应自行退学。面对络绎不绝来说情的人，喻传鉴坚定立场、照章办事，拒不网开一面。20世纪30年代，喻传鉴在美国深造期间与被迫出国考察的吉鸿昌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吉鸿昌英勇就义后，喻传鉴不惧威权，甘冒杀身之祸，无私资助烈士子女入读南开中学。他专门将《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与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分左右两边张贴。有记者专门就此采访他为何如此设置时，他却慨然答道：“左边的报纸讲真理，说真话；右边《中央日报》说假话，说脏话（其中刊登的蒋介石讲话经常用宁波话骂娘）。必须截然分开，让学生明辨是非。”

与党同心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喻传鉴追求真理、倾向革命，不仅允许进步同学自由结社、议论国是，甚至默许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他的办公室隔壁里间开会学习、讨论党内文件，直接推动南开中学成为“革命种子的红色沃土”。重庆解放前夕，他在最危难的时候大胆掩护革命学生，严厉斥责来南开中学追捕地下党的特务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坚称“此地没有地下党员，你们如要抓人，就抓我去好了”，使进步师生和地下党员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重庆民进组织的创建工作，并当选为民进重庆市委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在民主党派工作期间，他广泛团结其他统一战线成员，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群众，积极支持党和政府工作，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晚年疾病缠身时仍吟诗咏志：“愿成红色一老人。”

（本文刊于《团结报》2023年10月26日7版文史周刊。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